從6月1日起，北京開始實施“史上最嚴”控煙條例，在公共場所違法吸煙將遭遇公開曝光、罰款等嚴厲處罰。對于規定的嚴厲，人們并無多少異議，其能否落到實處則令人們議論紛紛。畢竟，要靠全市1100名左右的執法人員監管數百萬煙民的行為，任務難度系數極大。
放在更大的視野來看，北京控煙遭遇的執法困難其實是當前公共空間治理遇到的普遍難題。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們對公共空間中公共文明與公共道德的訴求，已經上升為一項重要的民生需求。但當下，公共空間治理的進展，仍大大滯后于相關民生需求的發展，重要根源之一在于社會組織的參與不足。由于社會組織的參與不足，政府與公民之間缺乏有效銜接的中間環節，政策落實缺乏足夠的實施主體，導致一些好的政策無法取得好的實施效果。一些地方控煙多年，其公共場所仍隨處可見我行我素吞云吐霧者，便是不爭的實例。
控煙等公共空間治理場合，為何鮮見社會組織身影?這既有政府治理理念不到位的問題，也有社會組織自身能力不足的問題。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公共空間治理政策時，仍秉持傳統的管控思維，獨攬大權，不愿吸收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結果怎么管也管不好。另一方面，社會組織近年來發展迅猛，但由于制度供給不足，得不到足夠的扶持，普遍存在小、散、亂問題，專業能力欠缺，在公共空間治理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而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治理的能力，是衡量現代國家治理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加強社會組織立法，并且在“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中對發揮社會組織積極作用作了專節闡述。近年來，一些地方積極探索扶持、孵化社會組織，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在取消、下放審批事項的同時向社會組織轉移一部分管理職能。在社區管理等公共治理領域，許多治理效果良好的例子背后，都有社會組織的踴躍參與。可以說，社會組織參與公共空間治理，共識已經形成，效果有目共睹，提速勢在必行。各級決策者應進一步解放思想，對社會組織加大扶持力度，從立法、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著手改善社會組織發展環境，盡快讓社會組織成熟起來，成為參與公共空間治理的強大力量。（王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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