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公安部舉辦全國公安機關培訓會，針對民警在現場執法中遇到問題應當如何規范處置，進行視頻培訓。規范指出民警執法時，面對群眾圍觀拍攝，在拍攝不影響正常執法的情況下，民警要自覺接受監督，要習慣在“鏡頭”下執法。（新藍網　7月27日）

　　這次培訓會上，最惹人關注的莫過于其中提到的“民警執法時，面對群眾的圍觀拍攝，規范要求在拍攝不影響正常執法的情況下，民警要自覺接受監督，要習慣在“鏡頭”下執法，不得強行干涉群眾拍攝”。此規定一出，筆者以為前不久發生的蘭州大學生因街拍執法而被粗暴對待事件到此應該說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定義，街拍警察執法不違法，甚至應當說是促進文明執法的一種輿論監督，作為執法機關，更應當與時俱進，用開放的心態面對不斷出現的挑戰，“不干涉群眾圍拍執法”正式彰顯執法者依法履職、從嚴治警決心的最好公開體現。

　　為什么我們基層執法警察不愿被拍攝？一個理由是：保護被執法者的合法權益的需要。的確，在一些執法中，隨意拍攝執法現場可能會侵犯被執法者肖像權、名譽權等。但奇怪的是，在一系列街拍執法遭暴力制止的事件中，被執法者大多沒有提出質疑和反對，反倒是執法主體無法容忍。順著這種思路分析，就不難觸及執法者的強權心態，以及對自身執法不自信的自保心理了。從法理上分析，有權拒絕被拍攝、遭圍觀的主體應是被執法者，執法主體并沒有這樣的權利。相反，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及國家工作人員的監督權、批評權，公民用自己的手機拍攝執法活動，圍觀執法現場，恰是行使對執法過程監督權的重要方式，只要不妨礙正常的執法秩序和他人合法權益，就應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其實不愿被拍攝，還包括基層民警對網絡輿論不信任的成分，就如曾經的“太原警察打人”的視頻一樣，后來也出現了反轉的聲音，太原市公安局迎澤分局表示：這是一起典型的涉嫌妨害公務的違法犯罪行為。這樣的“反轉劇”在自媒體時代并不稀奇。有時真相的浮現需要反復證實和證偽。但即便如此，一個反轉的個案，也是無法援引用來否定群眾圍觀拍攝執法的。

　　不干涉民眾圍拍執法，彰顯了依法治警的決心。事實上，伴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每個公民都在掌握著麥克風，也都隨時手持拍攝的工具。這就需要每一個公民依法正確行使自己的監督權，也需要每一個執法者以開放的心態真正接受外界監督，以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治警理念強化執法隊伍的公眾輿論形象。（呂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