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海北部海底發現的甲午海戰沉船致遠艦中，舷窗、炮彈等一些重要文物于近日陸續出水重見天日，再現120年前致遠艦的英勇悲壯。參與致遠艦考古行動的知名歷史學者薩蘇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從這些文物中不僅可以發現致遠艦作戰的慘烈，更可以發現當時不僅鄧世昌，整個致遠艦上的官兵忠于職守，戰斗到軍艦沉沒。(10月8日 新華網)

　　考古學家在黃海海域發現甲午海戰沉船“致遠艦”的消息轟動了整個考古界，更引起了網友的極大關注，致遠號全艦將士英勇報國、頑強抗敵、忠貞不屈、慷慨赴死的壯舉從歷史的硝煙中走來，以她別樣的犧牲而成感動，又因別樣犧牲而化作精神的符號。

　　不可否認，致遠號巡洋艦的沉沒是北洋水師的恥辱，是大清國的恥辱，但對致遠艦上的全體官兵而言，卻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榮譽——致遠艦官兵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團結奮戰抵御外來侵略的愛國精神，是民族魂，他們為國赴死的愛國精神永恒。120年前的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戰爆發，鄧世昌指揮致遠號奮勇作戰，激戰五小時后，彈盡且受重創，燃起大火，船身傾斜。鄧世昌鼓勵全艦官兵說：“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艦專恃吉野，茍沉此艦，足以奪其氣而成事”，毅然駕艦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艦吉野號，決意與敵同歸于盡。日艦官兵見狀大驚失色，集中炮火向“致遠”射擊，不幸被敵擊中魚雷發射管，引發管內魚雷爆炸沉沒。鄧世昌落海后，其隨從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絕，并說：“我立志殺敵報國，今死于海，義也，何求生為！”所養的愛犬亦游至其旁，口銜其臂以救，鄧世昌毅然將愛犬按入水中，與全艦官兵250余人一起壯烈殉國。

　　鄧世昌犧牲后舉國震動，光緒帝垂淚撰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連其對手都深受感動：當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獲悉丁汝昌的靈柩將用民船運回大陸時，十分驚訝“丁提督力戰身敗，如果用民船運送他的靈柩未免荒唐。”于是，他提出用“康濟”艦載送。1895年2月17日下午3時許，伊東祐亨命令停泊在港內的日本軍艦停止奏樂，各艦所有官兵甲板集合，在寂靜和肅穆中靜靜地目送丁汝昌等六人的靈柩被抬上已拆下武器的“康濟”號軍艦。當“康濟”艦鳴笛起航駛離劉公島時，日本聯合艦隊各艦鳴炮，向北洋海軍陣亡將領致敬。

　　然而，與敵人的敬仰截然不同的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對英勇犧牲的丁汝昌，不僅剝奪了他的職籍，沒收家產，還將其靈柩加上3道銅箍捆鎖，涂黑漆以示謝罪，并不準其下葬。直到5年后的1910年4月25日，經籌辦海軍大臣載洵奏請，登基不久的宣統皇帝才批準丁汝昌開復原官原銜。又過兩年方才入土為安。

　　“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清政府的最終覆亡是對這句話最好的印證。歷史殷鑒不遠，然而，一段時期以來，歷史虛無主義盛行，惡搞英雄人物成為一些人的時尚。古代巾幗英雄花木蘭惡搞成貪吃、不孝、胸無大志、貪生怕死的傻大妞形象，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被誣蔑成“愚忠”，還有“還原歷史真相”為幌子，從極端利己主義的立場出發，以主觀臆想進行“推理”，“推斷”出與歷史真相向背的論調等等悖論。對此，金一南教授尖銳指出，幸福起來的人們往往不想承認自己曾經是奴隸，也不屑于承認曾經有過英雄。不知不覺中，自己那部熱血奔涌、震撼人心的歷史被荒棄了、抽干了，變成一部枯燥、干癟的室內標本，放在那里無人問津。

　　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英雄的名字書寫了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文明華章，他們的名字鑄就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們的名字捍衛了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民族尊嚴，他們的名字裝點了華夏燦爛星空，他們的名字美化了中華大好河山。

　　以史為鑒，方能“致遠”。時下，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擴張稱霸野心不死，只有銘記歷史教訓，敬仰英雄，才能更好地認識今天的我們從何處來，向何處去，才能實現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樂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