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經濟中出現的新違規特點,交警部門只有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治理方式,才能收到好的治理效果

　　近日,杭州交警面向外賣平臺送餐人員發放《外賣小哥交通安全手冊》(下稱《手冊》)。手冊與駕照式樣相似,申領人通過專項考試后獲得。持證后,如果送餐人員因交通違章需要現場接受處理,警方考慮到“趕時間送餐”的實際情況,可要求送餐員在一周時間內自行選擇時間,“彈性受罰”(4月25日《新京報》)。

　　如今,外賣小哥成為交通違法高發人群。為此,多地交管部門采取了積極舉措,有的城市對外賣小哥進行交通安全培訓；有的城市約談外賣平臺負責人。相對以上而言,杭州濱江交警大隊為外賣小哥發放《手冊》并采取“彈性受罰”,這種做法更為人性,綜合效果應該更好。

　　對于外賣小哥來說,既能從交警發放《手冊》過程中提高交通法規意識,也能在違規之后不影響及時送餐,更容易從這種人性化執法中受到感化。之前,外賣小哥交通違規之后要接受現場處罰,就會影響送餐準時率,面臨著被投訴被扣費以及接單率下降,“彈性受罰”就可避免這些情況。

　　這種人性化的做法也能給交警部門形象加分。面對新經濟中出現的新違規特點,顯然交警部門只有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治理方式,才能收到好的治理效果。譬如,治理外賣小哥交通違規,站在外賣小哥的角度進行治理,無疑效果會更好,杭州交警的這種創新值得點贊。

　　同時,這種創新也有利于消費者、外賣平臺。因為外賣小哥交通違章后仍然可以及時送餐,就能保障消費者及時用餐。而外賣小哥送餐準時率提高,也會提升外賣平臺的信譽,增加外賣平臺的收入。也就是說,這種做法在減少城市交通違章的同時,也在助力新經濟發展。

　　不過,完全把治理外賣小哥交通違章的希望寄托在這種創新上也不現實。外賣小哥之所以冒著違規風險,甚至冒著交通安全風險“趕時間送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消費者會對超時送餐進行投訴；二是外賣平臺會對超時的外賣小哥進行處罰。大家都逼著外賣小哥“趕時間”。

　　所以,消費者對超時送餐應多些包容,對外賣小哥多些理解,如果想早點吃飯,就應該早點訂餐,不要總是盯著時間、想著去投訴,即消費習慣需要改一改。我們要意識到,如今很多城市都已經變為“堵城”,外賣小哥送餐效率自然會受影響。我們不能忽視交通現狀而一味追求送餐效率。

　　外賣平臺也不能把送餐準時率的壓力全部壓在外賣小哥身上,而是應該想辦法通過科學管理來提升配餐服務效率。一般來說,一份外賣涉及消費者、平臺、餐館、外賣小哥四個方面,程序上涉及下單、訂單生成、派單、取餐、送餐多個環節,應該多方面多環節提升效率,而不該只逼外賣小哥“趕時間”。

　　要想減少外賣小哥交通違章,還需要建議甚至倒逼外賣平臺改變管理方式。在這方面,深圳經驗可供借鑒。根據《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規定,外賣小哥交通違章的,雇主將被通報。這有利于促進外賣平臺反思自己責任,減少對外賣小哥施加過多壓力。因為施加壓力越多,外賣小哥交通違章越多。

　　筆者以為,杭州交警為外賣小哥發放《手冊》(也被稱為“專屬駕照”)并“彈性受罰”的做法值得在其他城市推廣,因為其他城市也面臨外賣小哥交通違章現象增多的問題。但杭州的做法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比如治理外賣小哥交通違章只是從外賣小哥入手,忽視了從外賣平臺的視角開展治理。（馮海寧）